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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党史、感恩党、跟党走!(第7期)

时间:2021-06-08 11:13发布人:高燕仙浏览:

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学党史 悟思想 办实事 开新局

永平县中医医院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

  2021年6月2日,中医医院支部第7期党史学习由支部书记冯国杨主持。会议内容围绕党的代表大会会议召开。

学党史、感恩党、跟党走!(第7期)(图1)

  党的代表大会

学党史、感恩党、跟党走!(第7期)(图2)

  党的十三大和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的确立基本路线的确立。党的十三大和“三步走”发展战略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不断推进,切需要党在深刻分析基本国情、总结实践经验基础上,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根本问题,以及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应遵循什么样的基本路线的问题,从理论和实践上进一步作出明确回答。1987年10月25日至11月1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赵紫阳作题为《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的报告。大会审议通过了报告和《中国共产党章程部分条文修正案》。

  大会的突出贡献,是系统阐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明确概括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在大会名开前夕,***指出,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中心任务是发展生产力。就我们国家来讲,首先是要摆脱贫穷。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太慢也不是社会主义。他还明确提出:党的十三大要阐述中国社会主义是处在一个什么阶段,就是处在初级阶段,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本身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而我们中国又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的阶段。一切都要从这个实际出发,根据这个实际来制订规划。”党的十三大指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包括两层含义:第一,我国社会已经是社会主义社会,我们必须坚持而不能离开社会主义;第二,我国的社会主义社会还处在初级阶段,我们必须从这个实际出发,而不能超越这个阶段。大会指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是泛指任何国家进社会主义都会经历的起始阶段,而是特指我国在生产力落后、商品经济不发达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必然要经历的特定阶段。我国从20世纪50年代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基本实现,至少需要上百年时间,都属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党和国家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力,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提出,成为我们党制定正确路线方针政策的基本依据,为坚持改革开放、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武器。

  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新的认识出发,大会提出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是:领导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自力更生,艰苦创业,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概括起来说,它的主要内容就是“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即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实践证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兴国之要,四项基本原则是立国之本,改革开强国之路,这个基本路线是党和国家的生命线、人民的幸福线。

  党的十三大的另一个重大贡献,是制定了“三步走”现代化发展战略。这是根据邓小平关于中国实现现代化步骤的战略构想提出来的。早在1979年12月,邓小平在会见日本首相大平正芳时既已指出:“我们要实现的四个现代化,是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我们的四个现代化的概念,不是像你们那样的现代化的概念,而是“小康之家。”此后,党的十二大确定了分两步走到20世纪末实现小康的战略目标。1989年4月,邓小平在会见西班牙工人社会党副总书记政府副首相格拉时,明确提出“三步走”现代化战略设想。这一战略设想在党的十三大上得到确认。党的十三大指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经济建设的战略部署分三步走:第一步,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一番,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这个任务已经基本实现。第二步,到20世纪末,使国民生产总值再增长一倍,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第三步,到21世纪中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基本实现现代化。“三步走”发展战略,对中华民族百年图强的宏伟目标作了积极而稳妥的规划,既体现了党和人民勇于进取的雄心壮志,又反映了从实际出发、遵循客观规律的科学精神,是中国共产党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重大成果。

  大会高度评价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开辟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中的伟大意义,指出,60多年来,在马克思主义与我国实践结合的过程中,有两次历史性飞跃。第一次飞跃发生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总结成功和失败的经验,找到了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把革命引向胜利。第二次飞跃发生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共产党人在总结新中国成立30多年来正反两方面经验的基础上,在研究国际经验和世界形势的基础上,开始找到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道路,开辟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阶段。大会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阶段、任务、动力、条件、布局和国际环境等方面,对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实践中形成发展起来的一系列科学理论观点作了归纳和概括,从而使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有了更清晰的轮廓。

  大会选举产生了中央委员会、中央顾问委员会和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党的十三届一中全会选举赵紫阳、李鹏、乔石、胡启立、姚依林为中央政治局常委,赵紫阳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决定邓小平为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批准陈云为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乔石为中央纪律检査委员会书记。

  党的十三大以后,邓小平不再担任中央政治局常委职务。作为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他仍以高度的责任感、使命感关注着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为党领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继续发挥极为重要的作用。

  党的十三属四中全会和新的中央领导集体的形成。1989年6月,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召开。鉴于赵紫阳在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犯了支持动乱和分裂党的严重错误,全会决定撤销他所担任的党内一切领导职务。全会对中央领导机构成员进行了调整,选举江泽民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

  江泽民在全会上指出:“这次中央领导机构作了一些人事调整,但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和基本政策没有变,必须继续贯彻执行。在这个最基本的问题上,我要十分明确地讲两句话:一句是坚定不移,毫不动摇;一句是全面执行,一以贯之。”

  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前后,邓小平多次郑重提出:现在要真正建立一个新的第三代领导。第三代的领导集体必须有一个核心,要有意识地维护这个核心,就是江泽民同志。他强调:中国问题的关键在于共产党要有一个好的政治局,特别是好的政治局常委会。只要这个环节不发生问题,中国就稳如泰山。

  全会以后,新的中央领导集体坚决、全面地贯彻党的基本路线,一手抓治理整顿、深化改革,一手抓党的建设、精神文明建设和思想政治工作,全国政治局面迅速趋向稳定经济形势逐步好转,思想战线出现新的转机。在新的中央领导集体已卓有成效地开展工作的情况下1989年9月,邓小平向中央政治局正式提出辞去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职务的请求。11月,党的十三届五中全会同意邓小平的这一请求,决定江泽民为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全会认为,邓小平从党和国家的根本利益出发,在自己身体还健康的时候辞去现任职务,实现他多年来一再提出的从领导岗位上完全退下来的凤愿,表现了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广阔胸怀。与会同志对他身体力行地为废除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作出的表率,表示崇高的敬意。经过党的十三届四中、五中全会,中央领导集体顺利实现了新老交替,这对于保证党的政策的稳定性、连续性,实现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具有极为重大的意义。

  党的十四大。1992年10月12日至18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江泽民作题为《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夺取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更大胜利》的报告。大会作出了三项具有深远意义的决策。

  一是抓住机遇,加快发展,集中精力把经济建设搞上去。大会指出,我国经济能不能加快发展,不仅是重大的经济问题,而且是重大的政治问题。现在国内条件具备,国际环境有利,既有挑战,更有机遇,是加快发展的好时机。大会对我国20世纪90年代的经济发展速度作出调整,把原定的国民生产总值平均每年增长6%调整为8%至9%;提出到20世纪末,我国国民经济整体素质和综合国力将迈上个新台阶,国民生产总值将超过原定比1980年翻两番的要求,人民生活由温饱进入小康。

  二是确定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大会指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确定什么样的目标模式,是关系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局的一个重大问题。这个问题的核心,是正确认识和处理计划与市场的关系。实践的发展和认识的深化,要求党明确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利于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我国要建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结合在一起的,目的就是要使市场在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使经济活动遵循价值规律的要求,适应供求关系的变化;三是提出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武装全党的任务。大会报告从发展道路、发展阶段、根本任务、发展动力、外部条件、政治保证、战略步骤、领导力量和依靠力量、祖国统一等九个方面,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主要内容作了概括,指出这个理论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在中国这样的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现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用新的思想、观点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大会审议通过了报告和《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案)》。党章修正案写入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明确提出党的建设必须紧密围绕党的基本路线,坚持从严治党,把党建设成为领导全国人民沿着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断前进的坚强核心;增写了纪律的重要性,规定党的纪律是党的各级组织和全体党员必须遵守的行为规则,要求党组织和党员必须严格执行和维护党的纪律,自觉接受党的纪律的约束。

  大会选举产生十四届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纪律检査委员会,决定不再设立中央顾问委员会。从党的十大到十四大,中央顾问委员会协助党中央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在新的历史时期为党、国家和人民建立了历史性功绩,出色地完成了自己的使命。

  党的十四届一中全会选举江泽民、李鹏、乔石、李瑞环、朱基、刘华清、胡锦涛为中央政治局常委,江泽民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决定江泽民为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批准尉健行为中央纪律检査委员会书记。

  在邓小平南方谈话和党的十四大精神的推动下,中国的改革开放扬起新的风帆。全国上下积极性高涨,经济快速发展。世界的目光也聚焦中国,来华投资热再度兴起。以邓小平南方谈话和党的十四大为标志,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进入新的发展阶段。

  邓小平重要论述

学党史、感恩党、跟党走!(第7期)(图3) 

  现在,我们党有二十二年多的历史了,其间经过了三次大的革命战争,我党始终站在最前线,为着民族和人民的解放事业而英勇奋斗,我党始终引导着中国革命向前发展、向前迈进。但是我们也有好几次挫折和失败的教训,而每次的挫折或失败,都是学风、党风、文风三风不正占统治地位的领导所形成的恶果。例如,第一次大革命是我党积蓄了力量干出的一个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可是被大革命后期不长时间的陈独秀机会主义领导断送了。又如党在克服陈独秀机会主义之后所积蓄起来的力量,又在李立三同志冒险主义的领导之下,遭受了很大的挫折。苏维埃后期的“左”倾机会主义统治时间更长,给予我党的损害也更大,苏区红军和白区党的基础,都在这种三风不正占统治地位的领导之下,大部弄垮了。这些教训告诉我们,当着党的领导正确的时候我们党的工作和革命运动一定是发展的;当着三风不正占了党的统治地位的时候,就会把我们长期艰苦创造起来的基础弄垮,就会使革命遭到挫折和失败。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的统治时间愈长,给予党和革命的损害也就愈大。这是一方面的教训。

  还有另一方面的教训,就是我党自从一九三五年月遵义会议之后,在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之下,彻底克服了党内“左”右倾机会主义,一扫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的气氛,把党的事业完全放在中国化的马列主义,即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之下,直到现在已经九年的时间,不但没有犯过错误,而且一直是胜利地发展着。这种事实我们大家都知道得很清楚。的确,在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的党中央的领导之下,我们回忆起过去机会主义领导下的痛教训,每个同志都会感觉到这九年是很幸福的,同时也会更加感到三风不正对我们的毒害了。凡是研究了一下党史的人,一定会深感整风的重要的。

  ————邓小平:《在北方局党校整风动员会上的讲话(1943年11月10日)

  中国共产党三十年来的历史是中国革命最精华的历史,是中国人民从苦难中站起来斗争并取得胜利的历史。中国人民几千年来,特别是帝国主义侵略的近百年来是灾难深重的。在长期斗争中,中国人民是英勇的但因为找不到一条正确的道路,结果站起来又被敌人压下去。五四运动才给中国开辟了一条新民主主义的道路。这条道路是从五四运动开始,而又以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为其标志,不能设想没有一个代表中国人民一一首先是代表中国劳动人民利益的、坚决的、革命的政党,可以把中国的革命引向胜利。正因为三十年前中国共产党诞生了,所以从那一天起,也就确定了中国革命一定要走向胜利。我们的党在成立的宣言中就抱着这样一个信心来领导中国人民,从第一天起党就不断明确地指出了中国人民的斗争方向,即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主义,今天证明了这个方向是正确的。

  为什么中国人民革命是以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为其胜利的标志?因为中国共产党是最进步的、最有纪律性与组织性的工人阶级的政党。党内还有一些党员不知道这点,认为我们的党是知识分子的党或农民的党,这是由于他们不懂党的历史,缺少马列主义的思想。党是从什么基础上产生出来的?是从中国的工人运动的基础上建立的。中国没有工人运动就不可能产生这样一个政党,而没有这样一个工人阶级的政党,中国革命就不可能得到胜利,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农民也不可能获得解放。有一些党员因为长期在农村中工作,看到农民在党的领导下革命热情很高,在战争岁月中,农民拿出自己舍不得吃的粮食,送他们的子弟参军,似乎农民比工人阶级更先进一点,觉得党内最多的成分是农民,认为农民是革命的领导阶级,这个认识是绝对错误的。农民是英勇的,但农民不可能成为革命的领导阶级,这是世界革命的历史所证明了的,农民必须跟着工人阶级走。同时农民只有在工人阶级的政党一一共产党的领导下オ能走到彻底解放的道路。历史上中国农民几千年来经过无数次的斗争,都没有获得成功,这正是由于农民是分散的小生产者,缺乏纪律性与组织性,对革命在认识上存在着局限性和一定程度的动摇性。农民要成为有纪律有组织的队伍,制止一定程度的动摇性,只有在工人阶级的领导下才有可能。三十年来,农民运动是在工人阶级先锋队领导下的农民运动。中国农民之所以坚决英勇,是因为有了工人阶级政党的领导。同样今天在打败蒋介石、打败帝国主义以后,如果没有工人阶级的领导,也不可能巩固革命的成果并继续进入到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土地改革以后,按照列宁的说法是农民无时无刻不在生长着资本主义。显然,农民的经济若没有工人阶级的领导逐步达到集体化,那么广大农民仍不能得到解放,已获得的果实也仍将丧失,仍然要走上贫困破产的道路。中国农民直到今天也只有在工人阶级先锋队——共产党的领导下,在工人阶级的支下走上集体化,才能使他们从经济文化的落后地位彻底解放出来,生活富裕起来。所以认为我们的党是农民党的看法,是绝对错误的。抱有这样认识的党员连起码的党员知识都没有,假若不改正就要掉队。有的农民党员土改后满足于“三十亩田一头牛”,不愿再前进了,这是因为他们没有认识到自己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样也有少数知识分子党员认为我们的党是知识分子的党,他们的根据是因为毛泽东同志及许多领导同志都是知识分子出身这也是绝对错误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与农民一样会在共产党领导下坚决地革命,但也有一定程度的动摇性。党内的“左”倾、右倾机会主义,即是由于小资产阶级意识侵入党内的反映。不能设想,一个由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领导的、时而“左”时而右的政党能领导革命走向胜利。不错,党的有些领导者确实出身于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但是他们都是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彻底改造过的知识分子,知识分子没有经过这样的改头换面、革面洗心,既不可能是一个好党员,更不可能担当起领导革命的责任。

  共产党是彻头彻尾的工人阶级的政党。马克思说,无产阶级在革命中只会失去自己头上的一条锁链,他们所能获得的却是整个世界。所以工人阶级革命是最彻底的,而且由于大机器生产锻炼了高度的组织性、纪律性,是最有前途的。农民不可能这样,农民必须在工人阶级的支援下造出许多拖拉机、电站及近代化的水利工程,农民才能彻底地解除贫困与落后。所以无论工人也好,其他人民也好,其前途与幸福必须建筑在机器化大生产的基础上。工人阶级就代表了人民的光明与前途,是最彻底与最先进的阶级,共产党则是这一阶级最觉悟与有组织的部分,党员必须代表工人阶级的利益,否则就不会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党员。对农民与小资产阶级一样要以工人阶级的理论教育他们,才能使他们走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光明前途。

  正是因为中国有了这样一个最集中、最有组织纪律性、革命最彻底的工人阶级的政党的领导,才使中国革命经过三十年的奋斗走上了胜利的道路,并将领导我们继续前进,走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那个时候一切都是快乐、幸福、优越的。我们的党代表着一切人们的希望与光明,只有我们的党才能领导而且正在领导其他阶级纠正错误,走向胜利与光明。

  那么,是不是有这样一个党就保证了革命的胜利呢?还不够,还必须要有马列主义的武装。中国共产党不仅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而且是以马列主义武装起来的党。党在未成立之前就有许多马列主义小组,如毛泽东同志等就是当时这些小组中的一员。这说明创办我们党的同志一开始就用马列主义武装自己、改造自己,抛弃了小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与自由主义;这也说明中国共产党一走上中国的政治舞台就担当了领导中国人民革命的责任,就以马列主义来教育培养自己,结合中国革命的实际规定了革命的战略、策略和工作方法。只有这样的党才能领导我们前进。三十年的斗争历史证明了我们的党是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目前它有五百八十万党员,是一个真正具有群众性的党,与人民群众有着血肉联系,取得了人民的信任,正引导着中国人民建设新的社会,并将继续领导人民走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

  ————邓小平:《永远记取党的斗争经验和教训》(1951年6月25日)

  中国共产党之所以是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就是因为中国共产党是在革命最彻底、最有组织纪律性的工人阶级运动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而又是用世界工人阶级革命的理论一马列主义武装起来的。因此它在革命斗争中提出了正确的符合中国人民利益的纲领、政策、方针与口号,并引导中国人民走向胜利。假若我们的党是小资产阶级或农民阶级的政党,就不可能有明确的革命方向,也不可能领导革命走向胜利。列宁说:“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中国共产党三十年来的历史证明了这一点。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就正确地确定了革命的性质、动力与任务,以后又一次一次地完备起来,这是因为吸取了世界革命特别是苏联革命的经验,有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指导。列宁又说,只有以先进理论为指导的党,才能实现先进战士的作用。中国共产党三十年的历史同样证明了这一点,假若没有先进理论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就不可能使中国人民团结起来走向胜利。党是名副其实的接受先进理论指导的,所以才能起着先进战土的作用。马克思说,理论一旦被群众掌握,就变成了物质的力量。这就是说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深入人心,与人民群众结合起来的时候,党就密切联系了群众,表现了高度的统一集中,就形成了不可战胜的力量。中国共产党不仅从建立那天起就用马列主义的理论指导中国革命,而且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在革命斗争中,毛泽东同志发展了马列主义,把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实际结合起来了,这就形成为无比的力量。毛泽东同志说,马列主义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假若不与各国实际结合起来就会变成教条主义。毛泽东同志首先是把这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变成为中国人民自己的东西,变成为行动的指南。毛泽东同志在一九四年发表的《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指出,中国共产党的二十年,就是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日益结合的二十年。如果我们回想一下,我党在幼年时期,我们对于马列主义的认识和对于中国革命的认识是何等肤浅,何等贫乏,而现在我们的认识是深刻得多,丰富得多了。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百年来其优秀人物奋斗牺牲,前仆后继,摸索救国救民的真理,是可歌可泣的。但是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与俄国十月革命之后才找到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最好的真理,作为解放我们民族最好的武器,而中国共产党则是拿起这个武器的倡导者、宣传者与组织者。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一经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就使中国革命的面目为之一新。这就是说中国革命之所以胜利,中国共产党能够在革命中发挥先锋队作用,就是因为我党以毛泽东同志为首,将马列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了,变成中国人民自己新鲜活泼的东西。同样可以回答,为什么我党在领导中国革命过程中绝大部分时间是正确的,而有的时候是失败并使革命受到了挫折,其道理就在于,是把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变成新鲜活泼的东西呢,还是变成死的教条。

  党在一九二一年到一九二六年当中大体是正确的,虽然那时党还幼稚肤浅。但到一九二六年发生了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以小资产阶级的思想领导党和革命。当时毛泽东同志曾经反对陈独秀的机会主义,但陈独秀看不到蓬勃兴起的农民运动,不敢领导广大的农民进行革命,却只看到了上层人物与敌人的进攻,而在革命的紧急关头动摇了,使革命遭受挫折。随后毛泽东同志发表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即代表了革命的正确方向。正是由于毛泽东同志的正确,才使中国革命在受到挫折后又走上正确的方向。继后是十年的农民革命战争,或称土地革命战争。在此之间又有李立三“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接着又是教条主义统治我党四五年,致使白区的党组织损失百分之百,苏区损失十分之九。当时毛泽东同志未居于领导地位,正确的方向未能得到坚持,而教条主义以马列主义的词句作外衣,迷惑了许多党员,致使党受到很大损失。中国共产党三十年的经验证明,不将马列主义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的时候,中国革命就遭受挫折,就受到重大损失。

  这些教训在党的历史上是沉痛的,但我们的党终于用毛泽东思想战胜了这些错误。毛泽东思想是将马列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结合起来的,毛泽东思想指导革命是无往而不胜的。在机会主义统治时期,全国各地都受到损失,但毛泽东同志领导的地方没有受到损失。正是由于事实摆在党的面前,使同志们认识到,由于有毛泽东思想才战胜了或“左”或右的机会主义错误,使党又恢复发展壮大起来。一九三五年一月遵义会议以后的十七年更证明了这一点。中国共产党三十年来的斗争是艰苦的,牺牲了许多同志,流了许多血。老同志之所以可贵,正是因为他们深知机会主义路线造成的痛苦,同样也了解毛泽东思想领导下的幸福。百分之九十八的党员没有遭受到革命的挫折,但经验证明:必须使我们的同志懂得,党一旦离开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就遭受挫折,吃了很多亏,懂得没有毛泽东同志的正确领导,不能设想经过三十年而有今天的胜利。

  ————邓小平:《永远记取党的斗争经验和教训》(1951年6月25日)

  我党从开创之日起,就是在中国工人运动的基础上,依据马列主义和俄国布尔什维克建党原则建立起来的。因而它在幼年时代就具有高度的纪律性、战斗性以及和中国人民血肉不可分离的联系。它一经出现在政治舞台,就担当起中国革命的领导责任。灾难深重而又勤劳、聪明、勇敢的中国人民,曾不断地进行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统治的英勇斗争,但是找不出一条正确的道路,惟有我们党向他们指出了这条道路,惟有我们党依照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结合中国的实际而规定了一条正确的政治路线。中国工人阶级和一切劳动人民从切身的经验中,认识到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反帝反封建的纲领,是使他们获得解放的唯一正确的路线,共产党就是他们的希望,他们对于我党的信赖,三十年如一日。共产党员奋不顾身、前赴后继的战斗精神,成为群众的榜样,他们成为群众最亲密的战友和同志。从此中国革命出现了空前的规模,它是那样地具有组织性和坚韧性反动统治的屠杀不足以打散我们的队伍,无数次的挫折不足以损害共产党员和革命人民对于革命必然胜利的信心。即使在白色恐怖最严重的年代里,无数的共产党员和革命人民的血也流在一起,凝结成牢不可破的联系。正是这种血肉的联系,赋予中国革命以无限的生命力,从而在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以后取得了中国革命的伟大胜利。

  ————邓小平:《紧密地联系群众是我党的光荣传统》(1951年7月1日)

  我们的党史证明,只要我们不脱离群众,和群众始终保持着紧密的联系,我们就会无往而不胜。这不但在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和其他一切运动中可以得到证明,就是在我党领导最集中的革命军队的工作中,也可以得到证明。

  ————邓小平:《紧密地联系群众是我党的光荣传统》(1951年7月1日)

  回顾一下我们党从第七次大会以来所走的道路吧:我们党在解放战争中,在土地改革和肃清反革命的斗争中,在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斗争中,在发展工业、农业和其他经济文化建设事业的斗争中,我们党所得到的巨大胜利,哪一项不是执行群众路线的结果?例如说,为什么人民解放军的指挥员和战斗员能够战胜在数量上和装备上都占优势的国民党军呢?难道主要地不是由于他们坚持为人民服务的立场,用自我牺牲的精神,树立了模范的军民关系,在部队内部建立了能够充分发扬下级官兵积极性的同志式的关系,并且依靠群众,总结每次战争的经验,从战术到战略都不断地得到进步的原故吗?战士替居民挑水,官长替士兵盖被子,在火线上开“诸葛亮会”,保护俘虏的健康和自尊心,不搜俘虏的腰包,这些看起来都是小事,但是,一系列的伟大胜利,正是同这些小事分不开的。例如说,几千年受地主阶级压迫的几万万农民,为什么能够成了自己命运的主人,这样坚决地建设自己的新生活呢?难道不是由于我们党在土地改革期间所派的工作团,真正深入到了贫苦农民中间,找出他们的积极分子,唤起他们的觉悟,动员农民自己起来,推翻地主的统治,分配地主的土地,使他们真正懂得了自己的力量,形成了自己的领导核心,而不是简单地由政府下命令把地主的土地转移给他们的结果吗?他们这样迅速地和自愿地加入农业生产合作社,难道不是我们党从群众本身的经验出发,大量地帮助农民从组织季节性的互助组起,进而组织常年互助组,进而组织初级合作社,又进而组织高级合作社,使农民从实践中确信了合作化的优越性的结果吗?例如说,我们国家的肃反运动之所以能够获得如此巨大的成绩,而又能够少犯错误,难道不是我们采取了专门机关和发动群众相结合的正确方针的结果吗?难道不是因为我们充分地发动了群众,在几万万只眼的透视之下,才使得大量的反革命分子没有藏身之所,而不得不低头认罪、接受改造和重新做人吗?例如说,在全国解放以后,不到两三年的时间,我们就改变了旧社会那种极端腐败的社会风气,树立了具有优良道德品质的新的社会风气,难道没有广大人民群众自觉自愿的行动和群众之间的相互教育、相互劝导和相互帮助,能够收到这样的效果吗?试问,我们在大规模的消灭鸦片烟毒的运动中的胜利,在大规模的爱国卫生运动中的胜利,以及在生产建设和其他各种工作中的胜利,哪一件不是因为这个运动或者这件工作的本身,确实反映了广大群众的要求,并且变成了广大群众自觉自愿的行动的结果呢?

  ————邓小平:《关于修党的章程的报告》(1956年9月16日)

  我们还有一个传统,就是有一套健全的党的生活制度。特别是遵义会议以后,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我们党建立了一套健全的党的生活制度。比如民主集中制团结一一批评一一团结的方法;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批判从严、处理从宽,不搞过火斗争、无情打击;艰苦朴素、虚谨慎,等等。这些都是毛泽东同志一贯提倡的,是我们的党规党法。应该说,除了像前面所说的犯错误的时期以外,多少年来我们是努力这样做的。

  ————邓小平:《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62年2月6日)

  要使一个党逐步成为成熟的党,同群众有联系的党,是不容易的。从我们党的历史来看,我们全党成熟的标志是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那是在一九四五年。我们从一九二一年建党,经过了ニ十四年,オ成为一个成熟的党。当然,这是从全党来说。作为中央领导,可以说在一九三五年一月遵义会议确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中央领导时,就成熟了,这也用了十三年半的时间。义会议以后,党内还不断有斗争。在抗日战争初期,还有第二次王明路线,王明由“左”倾机会主义变为右倾机会主义。全党干部包括一些主要干部,对党的历史、两条路线的斗争,怎样把党建设成为一个正确的党、联系群众的党,用什么样的思想作风来武装党等问题的认识,都还不很清楚。

  一九三五年十月,红一方面军胜利结東长征,中央到达陕北,那时还不是在延安,而是在延安以北的一个地方。三个方面军会合后,毛泽东同志看到,红军只剩下三万人,而在这三万人中,负责干部无非是两三千人,怎样研究党的历史,总结经验教训,教育党员,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那时候,毛泽东同志的主要精力就放在怎样统一党的思想方面。接着就爆发抗日战争。毛泽东同志一方面领导抗战,使党实行正确的抗战路线;另一方面总结党的经验教训,写出了包括哲学、政治、军事等方面的一系列的文章。在这个基础上,又搞了整风运动。整风可以说在一九三九至一九四○年就开始了,经过五年左右的时间,特别是经过从一九四二年开始的全党范围的整风,彻底地清算了“左”倾机会主义和右倾机会主义,最后统一了全党的思想。犯过错误的人,也承认过去犯了错误。在这样的基础上,我们党作出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个决议讲了路线的错误,特别是王明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错误。但是王明一直坚持错误,他现在仍住在莫斯科,还写文章骂我们。

  我们整个党用毛泽东思想统一起来是在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我们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是ー一九八年开的,到一九四五年オ召开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隔了十七年。这次代表大会是正面讲问题,是一次团结的大会。大会结東不久,日本就投降了。这时,全党已经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了。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这样大的一个党,面临美国支持的蒋介石发动的内战,就有办法了。

  所谓全党成熟,首先是在思想上,我们党有了把马克思列主义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广大干部和党员掌握了这个思想。在政治上,从遵义会议以后,党内虽然有过错误的路线,但是毛泽东同志总是用正确的路线去克服错误的路线,因此,从那以后党的方针和政策都是正确的。体现了正确路线的方针和政策,变成了群众的行动,得到了群众的拥护,经过抗日战争时期,党员从三万人发展到一百二十多万人,军队也从三万人发展到一百万人,解放区人口达一亿多。如果不是党的路线正确,方针政策正确,这是不可能的。在组织上,形成了一个健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树立了一个正确的党风。在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时,毛泽东同志把党风概括为三条:第一,这个党必须是理论同实际相结合的党;第二,这个党必须是密切联系群众的党;第三,这个党必须是建立在自我批评基础上的党。没有批评与自我批评精神,就不会及时地总结经验,修正错误;也不会用正确的和错误的经验,正面的和反面的经验,来教育干部、党员和群众。毛泽东同志经常教导我们,不犯错误的党,不犯错误的人,不犯错误的领导是没有的,问题在于及时总结经验,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精神检查工作。这样,就可以不使小错误发展为大错误,发展为路线性的错误;就可以使党员和干部从正确经验中受到教育,也可以把错误变成肥料,将坏事变成好事。

  在党的组织方面,毛泽东同志还提出了一系列的方针原则。我们党的组织原则是高度的民主和高度的集中相结合,把列宁提出的民主集中制原则精神发挥了。一个党不集中不行,如果没有中央的和各级党委的集中领导,这个党就没有战斗力。这种集中,如果没有高度的民主作基础,集中也是假的。全党提倡民主、提倡批评与自我批评,就能真正把全党的意志集中起来,真正做到万众一心。毛泽东同志提倡军队也要搞民主。我们的人民解放军实行三大民主,即政治民主、经济民主、军事民主。连里开会,战士可以批评连长,这种民主妨不妨碍连长统一指挥呢?不妨碍。连长发现错误就改这样就能更好地指挥,部队的战斗力更强。这不仅是在一个连里,就是在我们一个大的作战区,有了错误,指挥员也要受批评。比如哪一个战役没有打好,军长、团长就对这个作战区的指挥员提出批评意见嘛!有什么办法呢?搞得不好,只好承认错误。这样,对下一仗怎么打,就有办法了。有了党内民主和批评与自我批评,有问题就不是在下面乱讲,而是摆到桌面上来。毛泽东同志还提出“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对犯了错误的人应当允许人家革命。例如我们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和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选出的中央委员中还有王明,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是否选他还要考虑,就是要给他革命的机会。总之,对待犯错误的同志要耐心地帮,叫做一看二帮。所谓“看”,无非是看他能改不能改。不管他能改不能改,总是要帮够,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毛泽东同志确立的一套建党思想,在我们看来,对列宁的建党原则有很大的发展。好的党风要继承下来,要由接班人传下来。我们特别注意宣传***思想,使它在群众中扎根。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党的问题,这不仅是我们这一代的问题,也是下一代、再下一代的问题。

  一个国家的革命,核心问题是党。有了一个好党才能引导革命走向胜利。革命胜利后,搞社会主义也要靠一个好党,否则胜利就靠不住。

  以上讲了那么多,介绍了我们党的历史。总之,党要能团结全党干部和党员,在必要的斗争中去团结。有了党的团结,オ能有力量去团结广大群众。如果有了这样的党,哪怕党员少,也可以发挥很大作用。一个人数少但有战斗力的党比一个人数多而缺乏战斗力的党要强得多。党有战斗力,就可以发展起来。

  ————邓小平:《建设一个成熟的有战斗力的党》(1965年6月、12月)